近几天来，微信朋友圈被一条消息刷屏：3月4日下午，习近平在看望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那么，";新型政党制度";到底新在何处呢？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解读：
一、有效地平衡了决策的成本与收益间的矛盾，找到了一种决策成本最小化的新方法。国际社会的政党制大凡可以分为三种：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可以概括为1+X模式。任何政党在治理国家做决策时都会产生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外部成本是指政策实施后对社会产生的负担；内部成本指政党作该决策时所消耗的资源。一党制决策时内部成本最小，例如，封建社会皇帝的乾纲独断所消耗的内部成本是最小的，但是一党制产生的政策不一定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外部成本。多党制要通过多方的辩论、调查才可能做出决策，因此内部成本比较大。但一旦政策出台后基本符合的社会民众要求。一项决策的成本由内部和外部成本总和组成，因此，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做决策时的总成本是很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做决策时的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都比较小。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有有效地降低了决策的成本。
二、有效地祛除";零监督";与";硬监督";之间的弊端，实现了";软监督";。一党制导致监督的失控，高度集中的一党制导致完全的监督失控，无论该党创立的初心是";善";还是";恶";。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朝鲜的一党制下权力的无限泛滥。因此，在一党制下容易使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控流于形式。
多制下，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是恶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他们采用来自权力竞争对手的监督。例如，在美国民主党领导人当选总统，但可能是共和党人掌控了议会。因此，总统的钱权、事权等都会受到议会的钳制而难以实施，这就有了80年代著名的";邓小平之问";。这种权力的硬监督方式是令西方自豪的。乔治·布什在就职演讲中就提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它既非";零监督";也非";硬监督";。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议提出一系列的提案给执政党作参考，当执政党出现问题时仗义执言，这是一种";软监督";的方式。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创新了执政党权力监督的新方式。
当然，这种软制约还是存在的缺陷的,不然就不会存在";文革";这样的历史浩劫。最近网络上也流传一个段子：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软监督还需适当地";硬";起来。
三、找到了一条反映民意、释放社会压力的新路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用严格数学推论证明：不存在一种既满足民主制度的一切要求，又能把已知的各种个人偏好顺序总合为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的政治机制或集体决策规则。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政党或政治制度安排能把所有人的利益协调起来。因此，任何政党都只能是某部分群体的利益代表，未能实现利益的人群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西方的政治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找解决上述社会稳定的方案。西方社会学中有个";社会阀门";理论：社会与人一样都是一种有机体，需要进行情感的宣泄。陕西关中有句古话：自古蔫人出豹子，越是那种没有感情表露人越是容易出大事。因此，示威、游行、抗议都是解决社会稳定的重要方法。
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着戾气。通过民主协商制，代表们把民众的一些迫切利益诉求向上呈送，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从而较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例如，民建在十三五期间有214次重大民生调研，187个建议被中央采纳。与西方的游行、抗议等直接粗暴的社会压力宣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不同，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把大众的利益诉求尽可能地融入了政策中。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创新了利益诉求的新路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政党制度综合了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优势，又铲除了一党制和多党制存在的固有缺陷，是一种";中庸";的制度安排。";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总书记说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我想这也是其内涵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