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明确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不仅为落实这一改革部署明确了方向，也为我们深化对“大统战工作格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恰当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指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保障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理想。因此，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就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野中，以改革思维对“大统战工作格局”重新思考、系统谋划，走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知行误区”，把握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现实逻辑，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制度体系。

一、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理论探讨

理论界对“统战工作格局”的关注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集中讨论则始于 90 年代。当时主要把“统战归口领导体制”理解为“大统战格局”，后陆续出现了诸如“大统战”“统战工作格局”“统战工作新格局”“大统战领导格局”等表述。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研究并没有切实推动实践发展。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实践由此而始，“大统战工作格局”也成为统战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有关理论探讨持续升温。

当前学界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研究尽管不乏理论创见，但相对于改革的目标与需要而言，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研究数量来看，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文献以“题名和关键词”搜索“大统战工作格局”，仅有 75 篇文献；文章数量不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的相关研究明显存在对概念属性和理论内涵把握不准的现象。具体而言，学界对“大统战工作格局”主要有如下两个层面的阐释。

一是从“全党的工作”层面，把“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解为“大”的“工作格局”，将之阐释为统战工作领导体制的变革。实际上，这是对 20 世纪有关“统战工作格局”讨论的延续，把“党委抓统战”的统战工作领导体制理解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故而，学者们把统战工作分为“大统战”和“小统战”，认为“大统战”是相对于“小统战”即专由党委统战工作部门所统一协调和重点工作的范围而言的，如“所谓大统战，是相对于我党统战部门所开展的基本业务范围的小统战而言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就是“统战工作由小变大”，“所谓大统战，既指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需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等。

二是从工作范围层面，立足于“大”，把“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解为“大”的“统一战线”，将之阐释为“广义上的统战工作，即面向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各领域成员”，甚至为之赋予“国际统一战线”的内涵，认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在“大统战观”指导下建立的，而“大统战观”是“关于整个中华民族内部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

总之，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已有研究，从部门视角和工作层面研究的多，从党委视角和理论层面研究的少，往往把“大统战工作格局”当作统战工作的扩大版，把“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当作统战工作的升级版，而没有深入阐释大统战工作格局背后的政治逻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事实际统战工作的党内理论家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理解，无论是在政治站位上，还是在准确性上都展现出明显的优势。当然，他们的理论文章主要在于为更好落实党中央部署提供指导性意见，没有就概念本身进行深入论述。

“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统一战线历史方位的变化，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以及对统战工作的系统性重塑而提出的原创性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战观的成熟与发展。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论述和实践要求，首先需要厘清有关“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知行误区。

从认识论来看，前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两个层面的阐释明显存在误区，即仅仅把“大统战工作格局”看成一个合成词组，而没有当作一个完整的“概念”，“大统战工作格局”被置换为“大”的统一战线或者“大”的工作格局。基于此，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内涵的理解要么侧重于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要么侧重于工作机制的协调性。这两种理解虽然没有错，但是过于简单化，既没有关注到这一概念的时代特征，也没有关注到这一概念的本质规定，更未把这一概念的变革精神融合于工作的推动中。这在事实上消解了这一重要概念背后的思想属性，也不利于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举措的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从实践上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党委和统战部门通过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优化统战系统内部结构，“增强统战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党抓统战”的合力不断得到彰显，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我们在讨论如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时往往陷入路径依赖，倾向于从统一战线系统内部要素的优化来着力，而忽视了它的制度属性。事实上，“大统战工作格局初步形成”这一判断充分说明，当前统战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基本理顺，不再是制约统战工作效能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放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改革任务之下，这意味着前者不仅关涉统一战线发展，还关乎国家治理问题。因此，另辟蹊径、坚持问题导向，找到影响人心和力量的关键因素，才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需要着力的方向。

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存在上述认知偏颇和实践偏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认知上，不明白大统战工作格局之“大”究竟“大”在何处；二是行动逻辑上，不明白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到底是统战工作机制的变革还是更深层次的治理体系变革。澄清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模糊认识，准确定位“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属性，是当前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前提。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明确解答。

一方面，统一战线没有“大”“小”之分，也不能以此来予以定义。统一战线的确是“大”的，党的统一战线所追求的从来都是“大团结大联合”，没有所谓的“小”的统一战线。因此，仅仅从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来理解“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不准确的。有学者认为，“大统战工作格局”之所以“大”，主要体现在“统战规格拔高，统战成员扩大，统战范围扩展，统战工作加强”。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进一步而言，“大统战工作格局”之所以“大”，在于它实现的大团结大联合是人民的团结和联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广泛争取人心，极力促进人民力量的形成与彰显，这也是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政治逻辑。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一盘散沙的大众，而是积极改造社会的整体性力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整体性力量”的凝聚与整合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以“人民性”为终极价值，“适应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特征，彰显增进人民团结、发展人民力量、治理人民国家的政治价值定位的机制性安排”。正因如此，它成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大统战工作格局”之所以“大”，还在于它的制度属性，即致力于广泛争取人心、促进政治联盟团结的综合性国家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大统战工作格局理应是人民有效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治理的组织系统和支持系统，其制度属性也应该从国家治理层面来把握。这意味着“大统战工作格局”确实指向“广泛性”，但这个“广泛性”不仅仅指向统战工作对象“十二个方面”的广泛性，还意味着凝聚人心与力量的广泛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所涉工作领域和制度规范的广泛性。它追求的是整个统一战线这个广泛的政治联盟的团结统一。有学者把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解为“政治力量”这种特殊政治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的工作系统”，以及“统一战线制度这一综合的国家制度的执行系统”。可以说，这一理解是非常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应该超越“部门视角”，从“党委视角”、新时代的治理变革中去理解，而不能仅从统战部门的工作层面，尤其是不能仅从健全统战工作体制机制这个层面来理解。“全党做统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用“全党的工作”来理解“大统战工作格局”本身没有问题，但也是不完整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跨工作领域、衔接诸多方面制度规范、由多样主体参与的具有超越性的合作空间”，确实是“一种有效治理范式”。从治理变革的视角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战工作的顶层设计突破部门限制，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统一战线工作局面的形成；突破因统战工作对象重点是党外代表人士而只做党外表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惯性思维，坚持系统思维，从“更好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范围内和我国范围外两个范围联盟”的要求出发，逐步实现统战工作对象与社会治理主体和对象相互覆盖；统战工作的流程要根据政治联盟内部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构造，把统战思维注入国家治理全过程，凝聚起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放在治理变革中去把握和理解，不仅是因为统一战线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还因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本身是服务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它理应以支持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为目标，以有效凝聚国家治理的蓬勃力量为圭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大用”是什么？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大用”又是什么？概而言之，它是人心、是力量、是对人民力量的整合与提升。“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就是要在过去“全党抓统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统战工作视野，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可靠的机制和渠道，“把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转化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治理效能”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论述充分说明，统战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坚持胸怀天下的治理之道，而不是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治理之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要求和部署意味着必须彻底改变“统战工作主要是统战部门做少数人的工作”的传统认识，走出仅仅是统战系统内部要素自我调适的实践误区，真正将之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中去谋划、去落实。换言之，这既是对统战观改变的要求，更是新时代统战工作转型升级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这是准确理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现实逻辑的钥匙。因为社会结构变化和数字技术革命的出现，和过去相比，新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正面临一个“高度复杂性社会”。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可谓百年不遇，统战工作和国家治理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解决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治理难题，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论述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准确把握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现实逻辑的基本出发点。

（一）市场变革带动社会转型，多元化、原子化和风险化趋势对统战工作形成冲击

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巨变。如果说改革开放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使得原来集中化、一元化的社会开始松动，那么现在这个过程正在加速。“社会向多元化、原子化和风险化的复合转型”，无疑对统战工作形成了巨大冲击。

首先，社会结构变动对统战工作带来多元化挑战。社会转型的核心特征是结构的分化，与统战工作息息相关的结构变动主要体现在阶层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结构仍将持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不断调整，这无疑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据有关专家研究，2010 年我国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的比例是 36.7∶28.7∶34，2019 年这个比例变化为 25.1∶27.5∶47.4。显而易见，工业和农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这将对传统的“工农联盟”产生深刻影响。与之伴随的是新业态、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大量我们不熟悉的新兴群体也将不断产生。当前我们用“新的社会阶层”对这些新的群体进行整体性描述，但他们内部的差异其实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阶级阶层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这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国情，也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现实条件。

从组织结构来看，中国社会除了传统的行政单位，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迅速成长。“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将继续蓬勃发展。组织分化使个人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单位制时代，单位是个人与国家连接的中介，有问题找组织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心理。但是，随着“体制外”就业人数大量增长，传统组织所承担的整合功能大大降低了。大量个体在体制外组织生存，而这些组织不可能承担起过去的那种单位责任。这意味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群体实现利益诉求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这两类群体政治态度的差异。

虽然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结构紧张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分化意味着多样化，意味着阶层关系的复杂化，这对仅仅靠统战部门开展统战工作的模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相关研究表明，当前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在体制外就业，他们身边没有了解决问题的责任组织，因而也就失去了过去的“单位”这种利益平衡和纠错机制，“解决问题的诉求自然就会另寻渠道，比如，进入网络或公共政治舞台”。这种体制内外政治态度的差异甚至超过“党内”和“党外”的差异，对当前以统战部门做以党外代表性人士为主的统战工作模式形成挑战，要求引入更多统战工作参与主体，有效扩大统战工作覆盖面。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把现有的统战成员团结在一起，还要敏锐地把握社会分化的新趋势，把新出现的各种新群体整合进来、把体制外人群的利益诉求整合进来，但这些工作仅仅靠统战工作部门显然很难完成。

其次，社会由“聚合体”到“原子化”转变，统战工作面临社会离散化和“自组织化”的挑战。所谓离散，是社会系统内部要素的分化瓦解倾向，主要表现为“系统内各要素间、要素与系统间的矛盾冲突和分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功能的弱化，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大量个体失去和共同体的联结，成为“原子化”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整体性社会群体而存在的统战成员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成员定向流动”，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盟关系由过去的“在一起”更多展现出“做自己”的意味。“单位”曾经承担起分配资源、连接、协调、庇护、应责和代表的职能，是个体在社会上生存的重要依托，但现在这个依托没有了。互联网技术推波助澜，使得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不断加剧，社会离散化风险已初步显现。

与社会离散化并行不悖的是社会“自组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原子化的个人其实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物，而是只存在于理论以及观念的抽象中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必须以组织的方式开展活动，同理，离散出的原子化个体必然要通过重新加入组织而参与社会生活。这样，在经历了“去组织化”之后，社会“自组织化”也随之而来。“自组织”有利于缓解社会离散化趋势，加强社会整合力度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但是，每一个“自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它们和社会整体的关系需要进行调整和维系。所以说，无论是社会离散化风险，还是社会再组织化进程，都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形成新的考验。

社会离散化的挑战在于把离开体制、分散在社会系统中的统战成员再次凝聚起来并不容易，这使统战工作不得不进行适应性变革。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统一战线嵌入国家政权体系，广大统战成员被整合在体制之内，他们分散在各个单位，通过“单位”参与政治生活、实现相应的权利、表达利益诉求，不同统战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利益冲突转化为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这个时候的确不需要大统战工作格局，因为统战成员的很多事情通过单位都能得到解决，各个单位都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不自觉地承担起一定的统战任务。有关“大统战”的讨论，最初之所以围绕“大”而展开，也正是因为统一战线尽管依然很大，但统战工作的确在单位制背景下变“小”了，“小”到只做某些特定群体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这样的制度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社会分化仍在继续，“统一战线成员的流动仍在继续”“流动方向更加多变，相互之间从线性关系发展成为网状关系甚至是立体几何式关系”，大量的统战成员离散在体制之外，没有单位承接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通过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完善来实现利益表达和协调，这些本已离散化的个体就更难整合起来。

社会“自组织”给统战工作也带来了问题，即大量自组织隐蔽存在，甚至隐隐具有强化横向联结的趋势，由此出现了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化风险。因而，对“自组织”的“再组织”是新时代公共治理的重大课题，其中，统战部门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现有统战工作关注的重点是中上层代表人士，而社会组织以民间性和基层性为主要特征，很难被纳入统战部门的视野，而且这项工作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和力量来有效承接。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些国家，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治理的建设性力量；而在有些国家，社会组织则成为‘颜色革命’中活跃的政治对抗力量”，亦可谓殷鉴不远。

另外，统战成员的“自组织”“再组织”现象也非常需要我们关注，比如“民营经济人士自发组织、相互联结的现象增多”“统一战线成员因为频繁的‘再组织化’，其身份更加多元多样多变，传统各业务领域单打独斗抓人头的工作机制将面临更多困难”等。

上述问题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促进大团结大联合提出了新挑战。

（二）数字化转型重塑统战工作的行动逻辑

2023 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的目标，意味着统战工作将要面临新世界。与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有完全不同的联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结构”，所以，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它使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结构扁平化、人员流动化、诉求多元化、治理碎片化等新特征，统战工作将因此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空间，因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格局。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数字技术对统战工作最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对“人”的改变和塑造，对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观念的重构。数字化不仅使“数字”成为每个人不可分割的构成要素，成为人类自我生存的重要方式；它还改变了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社会“人—人”或者“人—物—人”的交往模式由“人—机—社会”模式所取代，传统社会“理性驱动”的行为方式被“数字驱动”所取代。从思维方式上看，工业化思维是“以效率为中心”，而数字化思维则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全新认知方式，对于协商、合作、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人，还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式。它动摇了过去以固定空间为基础的组织的根基，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一方面，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社会空间即数字空间逐步形成。这种数字空间以其特有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表现出鲜明的特殊性，并与物理世界、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三元空间”的世界，还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虚拟空间”。因为它具有现实性，是“数字人”或者“行动者”以数字化的方式在网络空间的现实实践，并且最终以人数和舆论形成影响现实世界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种全新的数字组织力量是“以无边界组织存在的、看不见但又有巨大‘自驱力’的新力量”。它不需要走向街头，不需要游行示威，不需要口号和静坐，而仅仅通过点击、留言、转发、打赏就能展现自己的力量，通过顶、踩等数字化符号就能改变社会的注意力分配，凝聚起“数字群体”的支持力量，并最终形成改变社会力量的结构。这种全民化的“数字参与”无疑是对传统“代议制政治”的挑战，因为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数字化实践，利用移动终端和各种社交工具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很多问题不再需要依赖精英代表就能解决。问题是，统一战线如何处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把这些“数字人”团结在党的周围？

上述变化对统战工作产生的影响异常深远，因为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这个“特定政治身份”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如何识别？这是数字化变革对统战工作提出的第一个挑战，即传统的统战工作对象的身份识别机制出现失灵；同时意味着我们要争取的那个“人心”的主体越来越难以触摸，越来越多“未知”的政治力量需要我们准确识别、纳入工作视野。

数字化对统战工作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是“代表性”需要重新予以定义和解释。在传统社会，个体的声望、荣誉、职业、资产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我们过去的统战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分层机制中去识别代表性人士。但在数字化时代，流量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人的政治实践可以超脱时空的局限；这意味着人是流动的，人的身份是可变的，甚至是不唯一的。由于信息资源的不平等，在人人平等的网络交往中可能会不断产生新的权力中心，这对代表性的识别机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对数字空间出现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如何通过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团结起来，还需要深入思考。

数字化对统战工作提出的第三个挑战是政治认同形成与巩固机制面临失灵问题。数字社会的“新人类”除了在真实的物理世界拥有各种身份，还可以在数字空间创造无数虚拟身份。这使得个体的独立与完整遭遇挑战，社会认同难以形成。信息技术加剧了个体与组织的疏离，形成和巩固政治认同更加不易。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字社会的分化更多地表现为观念分化，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作用下，观念分化又会走向数字极化，传统的政治引领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数字化对统战工作的第四个挑战是“数字组织”的团结问题。数字空间的“自组织”以及各种“数字群体”的出现，为统战工作开辟了新领域。此外，当前的统战工作格局是在二元空间展开的，但未来社会是一个三元空间，未来如何重塑统战工作机制、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实现数字空间的大团结大联合，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当然，数字化带来的挑战远远不止以上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行动逻辑是分清敌我、分化瓦解敌人，争取革命胜利；我们现有的统战工作体系都是基于工业时代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而构建的。新时代的统战工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既要解决力量配置这一现实问题，饱含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但行动逻辑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个逻辑不再是分清敌我，而是争取人心；不再是实现民主，而是发展民主；不再仅仅是“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以点带面”，还要“点面结合”画出“最大同心圆”。一言以蔽之，它就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数字空间的大团结大联合，更是以人心所向为最直观的表现，仅仅靠统战部门的统战工作已经远远不够。大统战工作格局正是适应数字社会需要的统战工作新模式，与数字社会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多元协同”，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通过统战思维的创新，实现工作流程再造，提高争取人心的效能。

（三）全球化背景下统一战线国际敏感度显著增强

尽管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这一个过程，许多统战成员甚至处于大国博弈的风口浪尖。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的要求，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团体和部门投入这项工作中，通过富有成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壮大知华友华力量。因此，部门化、碎片化的统战工作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全球化一直是由西方主导，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与之如影随形，使得统一战线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一方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统一战线涉及民族、宗教、西藏、新疆、港澳台、海外等诸多工作领域，越来越成为大国博弈的议题；统战工作也越来越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领域，风险点显著增多。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日益处于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最前沿，处于国家安全第一线；统战工作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和干扰也越来越大。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国家加大意识形态输出，宣扬自由主义民主，抹黑共产党执政，唱衰中国发展，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破坏统一战线的团结；不断污名化我国的统战工作，把统一战线扭曲为所谓“压制、强权、分化的工具”，企图建立起美西方所谓的“反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统战工作要真正把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就必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打破部门、地域、空间的界限，形成争取人心的巨大合力。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中国共产党迎接“高度复杂性社会”到来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的重大制度创新。为了落实党中央的改革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有了周密部署，尤其是在“准确把握统战工作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重点”“抓好统战工作领域各项改革任务落实”方面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如果说十年前中央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为了重点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则要通过再造工作流程提升统战工作效能，切实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载体、实践空间和组织保障。从具体实践而言，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应重视并着力于以下四项工作。

（一）推动统战思维的变革

推动统战思维的变革，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前提。面对未来“网络化人类”对于“科层化人类”的结构性大更替的新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仅要“增强统战意识、树立统战思维”，切实把争取人心的理念渗透进治国理政的工作中；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与数字社会相契合的思维方式，以数字化思维催生、哺育统战工作新思维。

首先，聚焦整体性，纠正统战工作过度职业化倾向。统一战线之所以是“法宝”，就在于它是总体性体现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它也只有总体性发挥作用才能成为制胜之道。这就意味着统战工作职能可以有领域分工、部门分工，但统战思维不能有分工化倾向。一方面，党委需要提高对统战工作的注意力分配，真正把统战工作纳入决策视野中；另一方面，要“赋予每项工作以凝聚人心、加强团结、增进共识的意义”“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为想问题、作决策的重要原则”，让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和重要决策都要体现大团结大联合的要求。

其次，倡导协商性，更加注重共享与协作。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网络化人类”与“科层化人类”的区别，更加注重用协商的方式处理统一战线的重大关系，用协商的方式把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落到实处。面对“网络化新人类”，统一战线不是政策越多越好，不是完成任务就好，而是要真正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人格尊严，以更加包容、更加平等的方式，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统战群体、统战组织和统战工作部门之间有机协调与资源共享，避免统战工作碎片化。

最后，在传统区分“党内 / 党外”的基础上适当引入“体制内 / 体制外”的分类标准，切实扩大团结面。“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工作方式主要是针对特殊群众工作和传统的统战工作对象，适用于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直接联系的社会交往方式。但是，在以“人—机”交往方式为主的数字时代，仅仅靠代表性人士已经不能满足大团结大联合的需要了，因为大量“数字人”不需要依靠代表性人士就能实现对社会治理的有效参与。另外，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求的不仅仅要把党外人士团结起来，还要关注整个统一战线的团结统一问题。尤其是在利益分化和组织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和体制的关系息息相关，我们有必要引入体制内 / 体制外的观察视角，去分析组织分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态度，从而合理界定统战工作的范围与重点，界定不同部门的统战责任与工作方式，完善统战工作的流程和规范。换言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妥善处理好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关系，处理好统战工作与普通群众工作的关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与争取广大同盟军，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两个并行不悖的重大课题。

（二）明确“有关方面”及其统战责任

明确“有关方面”及其统战责任，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解决的不仅是统战系统内部工作流程的优化问题，还包括统战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分工协作与责任分配问题，而这恰恰是当前影响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的关键因素。“有关方面”究竟应该有谁？是否完全列举？责任分配是否到位？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方面，进一步丰富“有关方面”的构成，并明确其统战工作任务。在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要求下，统战部门所承担的工作只是统战工作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分散在各个部门、需要党委领导各个部门在整体化治理中完成。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明确“有关方面”都有谁——除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否还有其他单位去承担统战工作的执行责任。另外，我们要提高统战工作社会化水平，对哪些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是可以承担一部分统战职能都尽量明确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列出清晰的“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

另一方面，强化统战部门牵头协调职能，为统战部门进行恰当赋权和赋能，是“有关方面”能够有效承担统战责任的条件。如果统战部门不能切实发挥牵头协调作用，那“有关方面”分工合作就难以实现，甚至陷入彼此推诿、拉扯的内耗中。如果地方和基层统战部门话语权不够，“牵头协调”也会力量不足、带动不强。这就需要党委加大对统战部门履行牵头协调职能的支持，以恰当的形式为其赋权，同时从编制、经费、人员等方面优化统战工作干部队伍配备，以充足的保障为其赋能。

（三）解决统战工作中的盲点、堵点、断点

解决统战工作中的盲点、堵点、断点，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关键。所谓盲点，主要指统战工作对象没有真正实现全覆盖。换言之，我们要对工农联盟的团结予以更多关注。面对阶级阶层关系更加复杂的现实，我们要化解可能会出现的社会结构性紧张，仅靠解决某个单一的结构要素是不够的，必须立足于同盟关系的优化系统性解决。因此，要避免新阶层、新群体、新组织异变为社会离散力量，就需要不断夯实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盘，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定海神针。只有工农联盟人心稳定，同盟军才能够稳定。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大统战工作格局扩大统战工作覆盖范围，多关注工人、农民以及新的隐性群体的工作，既着力于传统工作对象，又关注自身团结和统一，从而“实现统战工作的新覆盖和全覆盖”。工农联盟的工作尽管没有被命名为统战工作，也不能依靠统战部门来做，但是必须纳入统战工作的视野，其重要性在未来风险社会到来之际会更加凸显。

所谓堵点，主要指当前统战工作主体单一。具体而言，全党、全社会都关注统战工作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统战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工作机制运行不畅，在某些环节上流程中断。堵点的出现有两种原因：一是工作机制的科学性有待提升，以至于执行力不够从而出现机制失灵的现象；二是制度的实施主体可能力量不够、能力不够，以至于有些工作没人管或者管不好。比如，对如何做好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没有形成共识，各种类型的自组织进一步组织起来抱团取暖等。对此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统战工作就有可能偏离正确方向，它们也就成为“堵点”。这就要求我们应进一步提升统战工作社会化水平，增强统一战线的吸纳力、整合力和包容性。

所谓断点，主要表现为基层统战工作薄弱，网络统战工作开展不够，导致线上与线下未能打通、中央地方未能形成一盘棋。从基层统战工作来看，“一遇到具体问题，很多同志就认为统战工作只是统战部的事了，就把统战工作缩小到上层人物及有组织的党派范围内了”。这种错误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一直长期存在，以至于党的统战工作到了基层往往就“悬浮”于基层治理之上，难以服务大局。大量数字组织的出现，大量新群体活跃在基层，以及基层治理任务的繁重，都要求统战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把团结代表人士与团结基层群众兼顾起来，把基层统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相融合，把线上与线下连接起来，从而构建起上下相连、条块衔接、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齐头并进的全覆盖、全链条的统战工作体系。

（四）建立健全稳定有效的统战工作制度和平台

建立健全稳定有效的统战工作制度和平台，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保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凸显全党重视、全社会支持统战工作的内容，“关键是要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应将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明晰化，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统战部、具体事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的关系规范化，逐步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领导体系、组织体系与工作体系。

首先，健全相关法规体系，为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以及统战部门牵头协调职能提供法律保障。通过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重大原则、重点任务、共性要求，把“全党做统战”的传统延续下去；重大决策尤其是涉及统战成员的政策出台之前，可咨询统战部门的意见；适时实施统战评估制度。

其次，完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推动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更好发挥杠杆作用。加强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之间的领导与统筹关系，建立涵盖多部门、多单位、跨地域的统一战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彰显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

再次，完善统战工作的相关具体制度。比如，建立统战工作对象的身份识别机制，统战工作的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的激励约束机制，数字资源的共享机制，不同阶层成员的分类施策机制，等等。探索将统战工作融入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机制。

最后，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破除数字壁垒，打造全国统一的统战云平台，包括打造面向统战对象的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开发数字化统战工作工具等。将之与国家智慧平台、当地“城市智慧大脑”的互联互通，真正实现统战工作的在线化与智能化，实现统战工作与国家数字治理的有效衔接。

总之，“大统战工作格局”这一理念提出已近十年，其间，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阶级阶层关系、生产力发展状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说，我们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认识和实践也需要相应变化。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出的改革部署，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中深化认识，把“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就是要改革当前国家治理中不利于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政策举措，在国家治理变革与统战工作创新的相互促进中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