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夏天，我参加了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党外知识分子学习班， 从此成为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投身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2004 年12 月，江苏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我被选举为会长。2005 年11 月， 我调水利部工作，任副部长一职。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谈谈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履行政治职责、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心得体会和心路历程。
1983 年开始，我在水利部下属的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心无旁骛，潜心研学，一干就是 20 年，向往成就自己的科学家梦想。多年前，由于组织上的安排，我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向，从科学研究、学术管理转向国家管理和公共服务。当时我就感觉到，这可能意味着自己学术生涯的结束，至少在专业上不会长进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有机会从更高层面上来思考和研究中国水问题，并从宏观战略、决策高度亲历努力解决中国水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水利的伟大实践，这也是我——一个水利科技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自然延伸和高度升华。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顺势而为，作出这一选择，挑起了这并不轻松的担子。
在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十年期间，我努力学习如何从党和国家高度思考水利工作，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谋划水利发展，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破解水利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创新角度推进水利进步。从研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到“三条红线”指标体系构建；从水资源配置调度，到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从水功能区划和监管，到突发性水污染的处置；从水利科技创新发展，到重大课题调研咨询；从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到小水电的绿色发展；从水利信息化的推进，到水利教育培训规划的落实；这些分管工作都多多少少留下了我一路前行的足迹，凝聚着我的热忱、思考和努力，也算是我对履行职责使命交上的一份答卷。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人多水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日趋严峻。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其核心就是，确立“三条红线”，建立“四项制度”。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让“三条红线”硬起来，关键在于明确责任主体，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办法。然而，一个重大文件的出台，一个重大规划的制定，一项重大政策的推出，都涉及到非常艰难的协调。我分管的工作与其他部门职能交叉多，工作中协调难度大。因此，不管是重要文件的会签，还是重大规划和政策的出台，我是不敢有半点懈怠，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才能不出差错，有效履职。作为非中共的水利部副部长，在思考问题、抓工作时，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党外人士，而是牢记职责所在，不认为自己和班子其他成员在执行公务上有什么不同， 不把自己当外人；另一方面，部长和班子其他成员也没有把我当外人， 几乎无一例外列席参加党组各次会议，对于自己分管的工作，既抓又管， 既说又做，既力陈己见，又服从和执行部党组和主要领导已基本确定的事。
我始终认为，自己到水利部工作，是水利发展时代提供的机遇，是国家政治格局的需要和安排，也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我有机会投身和参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工作，是党对党外人士的信任，也是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神圣职责。我珍惜自己无党派的身份，秉持为国为民的情怀，在党外为党做了一些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南海协商会上，我多次代表无党派人士向中央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会上，与无党派人士一道共建诤言；党外建言献策小组里，凝聚群体智慧，聚焦粮食安全。我多次参加无党派人士考察团、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为区域发展、水利建设、环境资源奔走调研，提出工作建议； 牵头实施“同心水窖”，为贵州大山里的群众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难题。
这些年，我也注重把参政议政和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一方面是做好涉及关于水资源、农村水电、水利科技等方面的提案议案的答复的审阅和签发工作； 另一方面提出如解决水利建设征用土地“同地不同价、同地不同税”、节约用水条例出台等多个涉及水利重点、难点、焦点问题的提案，努力将群众呼声、党外要求和水利具体工作对接起来，推进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促进重大政策的出台。
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政党发展和演变的逻辑结果，又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作出的历史选择，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坚持这一制度， 保持改革发展的势头和社会稳定的大局，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国家发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